伊丽莎白·埃蒙斯
（Elizabeth Ammons）
（1948—）
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女性文学”的性质。早在19世纪中期，女性创作便蔚为成观，使得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失态抱怨“美国如今完全沉迷于一伙该死的乱写乱画的妇女”。20世纪初的评论家弗雷德·路易斯·帕蒂（Fred Lewis Pattee）用“女性化的50年代”形容当时女性创作的盛况。帕蒂开创了从作者的性别入手、将作品视为其生理结构和生活经历之延伸的文学批评方法，将女性作品定义为情感泛滥型的“次类别”。[1]但“女性文学”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对男性文学传统的批判和对抗。这个新的艺术分类发挥了政治功能，致力于构建迥异于男性征服逻辑的“女性美学”，却也带来了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如以性别为基础的女性文学定义是否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女性美学的性属政治与其他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讨论是评论家伊丽莎白·埃蒙斯的主要学术研究内容。
埃蒙斯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时。她在辛辛那提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习，于196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分别在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担任了一年的讲师。1970年她赴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自此踏入学术界。1976年她在塔夫茨大学谋得教职并从教至今，自1996年起开始担任塔夫茨大学哈里特·费伊文学讲席教授。三十多年来，她的研究紧密呼应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也随之经历了立场和视角的变化。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Showalter）指出，所有的亚文化创作都经过了模仿、反抗和自我发现这三个阶段。[2]女权主义批评作为男权文化中的亚话语亦是如此。在埃蒙斯进入学术圈之时的70年代，女性主义话语开始宣扬女性特有的生理特征，信奉性别分离主义。而成熟后的女性主义批评走出自恋的偏执，把欣赏自我镜像的目光重新投向历史和外界，在建构女性传统和谱系之外积极联合其他亚文化，为女性批评加入了种族、阶级、帝国等维度。最近女性主义又与生态批评合流，致力于维护弱势群体的环境正义和整个人类的环境福祉。埃蒙斯的学术立场也可相应分为女权主义、文化批评和环境保护三个阶段。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爆发的政治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造反”）引发了评论界一个引人瞩目的转向，即从强调纯文本分析的新批评转向政治批判。坚持多元思想的评论家指责说，传统评论话语建构的人类主体性是抽象而统一的美学概念，这种“人性”意识是政治权力创造的神话。欧洲白人男性成为抽象人性的代表占据了经典的舞台，其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压制了弱势群体的声音和多元文化的政治诉求。女权主义评论家在这种批判中发挥了先锋作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自1848年在纽约州北部的塞涅克·福尔斯村召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吁求妇女解放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在理论层面思考和总结女性体验。女性主义批评以女性的生存状态为讨论对象和最终旨归，力图从性别角度对男性传统诗学范式进行修正。初入学术界的埃蒙斯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其评论致力于揭露文学作品中潜藏的男权思想，宣扬构建脱离了男权文化架构的女性美学。
埃蒙斯揭露女性作家作品中男权思想的文章主要以1976年发表的分析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的《童话爱情和<礁石>》（“Fairy-Tale Love and The Reef”）为代表。女权主义的反抗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女性独立极为看重，甚而转向女性身体，建构了一套自闭的生存话语。于是性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问题，[3]男权体制中的爱情和婚姻也受到严厉批判。《童话爱情和<礁石>》便揭示了《礁石》中的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幻想，以及整个幻想的虚妄和压迫性。小说中的安娜和索菲分别代表了传统女性和反叛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安娜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激情，索菲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安娜是“贵妇般压制的典范”，曾把前任丈夫当做白马王子、拯救者和英雄，一直对婚姻充满向往。她是小说中的“睡美人”原型，等待唤醒自己的王子。她的追求者乔治从表面看对应着童话王子形象：他年轻、文雅、谙于处世之道，还是外交官。沃顿在未发表的书稿中曾将安娜和乔治共处的地方命名为“睡美人舍”，很能说明这个问题。[4]乔治的吻点燃了安娜的想象力，唤醒了她的情欲。但无情的事实是，这个“王子”是个伪君子，与安娜继子的爱人索菲曾有一段情爱。他的名字（Darrow）暗示了“双重标准”：男性在性爱问题上的为所欲为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欺骗和蔑视”[5]。但安娜害怕失去自己的童话幻想，再次成为唯唯诺诺、一心取悦男性的女性。小说的结构和气氛描写与安娜的童话幻想相辅相成：安娜陷于无爱婚姻之时，背景是阴郁肮脏的城市；安娜营造与乔治的童话世界时，背景梦幻美好；到了安娜幻想破灭时，周围景色再次变得阴暗压抑。埃蒙斯认为，小说的结尾并没有讽刺安娜本人，而批判了许多女性被教导去相信的童话幻想，即压迫她们、鼓励她们相信爱情和婚姻会拯救她们的文化观点。而索菲在小说中是安娜的对立面，务实、“现代”，不得不为了经济保障而订婚，但最后为了自由和幸福取消了婚约。在小说中，她和安娜既对立又一致，代表着同一个“女性”身份——童话中等待王子英雄拯救的女性。安娜是睡美人，索菲则是灰姑娘。女性总是为了某一方面的满足而失去了最宝贵的自由。作为男性代表的乔治有“男性的占有本能”，他扮演着皮革马利翁的角色，按照自身意愿塑造女性。在他眼里，女性只有贵妇和妓女两类，每一类都必须屈从于他的欲望或教导之下。埃蒙斯总结道，文化中持久存在的女性拯救的神话，在现实中拥护男性统治、占有和特权。这个现实便是沃顿小说中女性的“礁石”。
在揭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塑造之外，埃蒙斯参与建构女性美学，将女性特质构建成有别于男权的等级压迫和个人中心的异质美学。这种立场拥护并强化了“性别分离主义”。早在19世纪末，性别分离主义便在美国盛行。当时男女各有其“合适的领域”，男性占据公共的、政治的、文化的空间，而女性占据着私人的、家庭的、自然的空间。20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重复了这一思想。埃蒙斯在《朱厄特的<白苍鹭>中的暴力形式》（“TheShape of Violence in Jewett’s‘A White Heron’”，1980）一文中的分析是典型的例子。故事中的乡村小女孩和下乡打猎的城市男子是两种美学的代表。埃蒙斯认为，朱厄特用童话式的文体表现了城镇∕农村、科学∕感性、文明∕自然、男性∕女性价值的对抗，展示了女性美学的优越。在《回旋环行：朱厄特<尖尖的枞树之乡>的女性地理》（“Going in Circles: The FemaleGeography of Jewetts’s 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983）中埃蒙斯还讨论了女性美学独特的回环型的叙事特色。性别分离主义还体现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女性角色》（“Heroines in Uncle Toms’ Cabin”，1977）一文中。小说有意识地利用了当时女性作为“屋子里的天使”的身份，将男权体系中被压制的女性特质转化成为积极理念，将女性塑造成男性的道德模范和启发者。小说中的男性大多是奴隶贸易者和厌女主义者，家庭女性则是真正完美的人：她们展现出的女性特质与信仰、希望、慈善、仁慈、自我牺牲等基督美德紧密相连，身体和思想纯洁无瑕，充满爱意，顺从信奉上帝律令的世俗权威，将家庭视为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机构。小说通过弘扬女性美学参与了社会政治，表达了远离奴隶制的完美社会理想。换言之，“女性哺育”为一个新的民主时代打下了基调。这种女性美学理想在小说对角色的性别错置处理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小说有两个性别错置：一是将小女孩伊娃处理成耶稣形象，二是将黑人汤姆处理成女性形象。圣化的女孩伊娃、女性化的黑人、世俗的母亲，这三类角色彼此相异，也互相补充，叠加成为女性耶稣的角色。埃蒙斯指出，斯托夫人将小说主要角色刻画为维多利亚典型女性、并将汤姆叔叔女性化是精明的政治策略。这样做利用了当时流行的女性美德崇拜，避免了中产阶级白人读者依照黑人定势形象而对小说产生反感，以一种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弘扬了女性美学。[6]
女性美学的合法性在80年代遭受了质疑，引发了评论界对其是否属于本质主义的反思。少数族裔评论家指责学术界的“女性主义”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立场，忽视了其他阶级和种族女性的声音。埃蒙斯参与了这场讨论，对美国女性创作的考察也从单个女作家扩展到整个女性文学传统，致力于考察其构成的复杂性。美国文学传统以前都从男性作家作品为中心和出发点进行建构，导致整个文学史按照男性作品的特点被化成不同的流派和分期。在这个文学史中，女性作家永远是不符合标准、没有合适位置的外人。埃蒙斯认为，评论家应该换一个视角，从女性作家作品为出发点重新审视文学史。这首先能够重新理解女性作家作品，意识到那些作品的复杂的历史语境；其次能够在一些作家之间建立新联系，如伊迪斯·沃顿和杰西·福赛特。通过女性作品间的呼应、对照和改写，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对婚姻的批判、爱情和男性拯救的童话色彩、母女关系中的冲突和隔膜、女性感受到的阶级和性属冲突、女性间的竞争与分化等主题。[7]这些对女性传统的深入思考体现在埃蒙斯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矛盾的故事：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作家》（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1991）一书中。
《矛盾的故事》摆脱了女性美学构建初期的理想化，更加关注不同女作家创作的历史、社会和个人背景的差异，初步体现了文化批评的趋势。全书以11章的篇幅分析了弗朗西斯·艾伦·哈珀（Frances Ellen Harper）、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艾里斯·邓巴尼尔森（Alice Dunbar-Nelson）、凯特·肖班（Kate Chopin）、葆琳·霍普金斯（Pauline Hopkins）、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水仙花（Sui Sin Far）、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哀悼鸠（Humishuma）、杰西·福赛特（Jessie Fauset）、沃顿（Edith Wharton）、安吉亚·叶莎思嘉（Anzia Yezierska）、艾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伊迪斯·萨默斯·凯利（Edith Summers Kelly）、奈拉·拉森（Nella Larsen）等19、20世纪之交女作家群创作的叙事特色、情节设置，以及沉默、自由、艺术、仇恨、僭越等主题。这些作家年龄、种族、阶级、宗教、区域各不一样，教育、钱财、特权和机会也不均等，但是她们被相同的性属、历史背景和自我定义联系在一起，体现出相同的创作特征。女性创作与“政治气候”紧密相连，政治气候决定着大众的文化期待，决定着多少女性能够成为在出版市场里占有一席之地、哪些女性能够成为“伟大”作家、她们能够涉及哪些话题。[8]这政治气候的表现之一便是“学术界”的出现。当时文学评论开始职业化，并为中上层阶级的白人男性所占据。如1909年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在大会上呼吁建立“男性文化的理想”，对女性创作表现出明显排斥。而那些世纪之交的女作家们具有浮现的、共享的、反叛的自信，与被“真正女性”（True Womanhood）所约束的19世纪前辈大不一样，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对“艺术家”身份的追求。之前的女性作家不过将写作视为贴补家用的营生，从未将自身创作提高到艺术的高度。而“新女性”作家们则勇敢地闯入以往由男性作家占据的艺术殿堂，追求艺术的荣光。这一差别决定了她们作品共同具有两个主题：一、勇于尝试激进的叙事形式实验；二、尽管彼此相互矛盾，这些作品最终都落脚到其时女作家共同关心的权力话题上，即对机制化暴力的揭示、对女性的性剥削和女性失语之间的关系探讨、对女性艺术家身份的迷恋、对重新回归母亲世界的渴求、对种族主义的侵蚀（尤其是白人女性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欺凌）的反抗、对付多层次歧视的难度等。[9]因此，埃蒙斯对建构女性美学是否重复了男性中心主义知识建构的本质化、排他性、绝对化做出了回答：在女性仍被边缘化的历史条件下，过度淡化两性差异的危险性更甚于性别分离主义，客观上犯了与权力同谋、固化女性沉默的错误。女性创作“在主流文化的私人场所——常常是遭贬抑和忽视的场所——进行书写，她们作品体现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它们所采取的形式，比经典作品需要更深入的语境知识（才能理解）”。[10]女性与语言的关系不同于男性：男性用“笔”创造的书写文本反映观察分析的知识，注重权威性和唯一性；而女性的口头文本或仪式文本反映身体感受的知识，是需要互动和参与的言说方式。[11]
埃蒙斯指出，以往文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有色人种女性，其次是分期僵化，无法涵盖女性作家之间的传承关系。[12]虽然有建构统一的女性美学的必要，但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群体女性的差异性。在世纪之交的女性群体中，有两个团体引人注目：一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另一个是黑人女性。那些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女性通过女性俱乐部、反私刑运动、选举权运动等不仅提高了自我教育，还积极介入了公共生活，获取公共权力。随着社会从强调私人关系网的农业经济转向非个人化的城市经济，中产阶级女性也发生了变化。她们拒绝传统的女性角色，走出家门参与公共事务，将自己视为职业女性，晚婚、不婚或婚后少生或不生孩子。黑人女性和她们的白人姐妹非常类似，在职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不同的是，她们不是极力反叛维多利亚社会性别规范的家庭主妇，而是奴隶的女儿或孙女。种族制度下的美国没有将女奴当成纯洁的道德天使，而是生产和孵化的动物。所以，黑人新女性并不反对将女性圣洁化的性别规范，反而对之极力拥护，以待洗刷被强加于自身的道德污名。对于黑人女性道德纯洁性的强调，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和黑人女性群体最大的区别。这一区别造成了她们艺术立场的不同。白人女性作家面临的矛盾是，对男性艺术传统的认同便是对女性身份的弃离。在遵循男性艺术模式时，她们也成为了彼此的威胁。而对于黑人女性作家来说，情况更加复杂。所有的编辑和评论者都是白人，绝大部分买书阅读的人群也是白人。黑人女作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既取悦这一权力集团，同时也植根于黑人群体，表达自身作为个体女性的艺术视野。这也是少数族裔女作家共同面对的创作处境。
《矛盾的故事》发表之后，埃蒙斯愈加关注社会历史背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评论方式发生了从女权主义到文化批评的显著变化。19、20世纪之交正逢美国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的女性创作势必带有进步主义话语的影响。进步主义结合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对放任，强调适当的监管，致力于“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追求改进”。[13]这套话语与当时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帝国构建进程息息相关，以“美国例外论”为基础，对移民、种族和帝国等问题多有论及。此语境下的女性文学想象也带有种族和帝国色彩。埃蒙斯在论文《凯瑟和新经典：<旧美>与帝国问题》（“Cather and the New Canon:‘The Old Beauty’and the Issue of Empire”，1996）中指出，多元文化“不仅意味着差异，也还意味着矛盾和权力争斗，以及对压迫层级的认识”[14]。美国文化不是存在于真空或想象的完美之中，而是社会和政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中。埃蒙斯通过对凯瑟、沃顿和福赛特三位作家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女性文学想象与权力话语的合谋。
埃蒙斯认为，凯瑟是反多元文化主义者。移民和多元文化对凯瑟来说，是造成美国分崩离析的根源。她在1922年声称“世界分为两半”，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猜测。埃蒙斯认为，这反映了凯瑟渴望回到之前的白人父权霸权和西方主导地位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当时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多元文化思潮格格不入，凯瑟在多元文化新经典中的位置也因此十分尴尬。故事《旧爱》中对“未曾改变”的地方和时间的怀旧就表现了对欧洲全球帝国霸权的怀念。故事采用了殖民经历作为叙事的大框架，主角加布丽埃尔也象征帝国：她来自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她的父亲是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的殖民者。《<我的安东妮亚>和黑人艺术》（“My Antonia and African American Art”，1999）一文则揭示了凯瑟的种族主义态度。《我的安东妮亚》对黑人钢琴师参孙有一段典型描写：
那是一种亲切柔和的黑人的嗓音，就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听到过的那种嗓音，带着驯良奉承的腔调。他的脑袋也长得像黑人，简直没有后脑勺，耳朵后面除了剪短的羊毛似的卷发下面起褶的颈子外，什么也没有。如果他的面孔不是那么和蔼愉快的话，那就会使人感到讨厌。
这段描写呼应了当时的黑人刻板印象——温顺、弱智、劣等，体现了凯瑟对种族话语的内化。
在埃蒙斯的分析框架下，沃顿的创作也体现了种族主义立场。与平民主义的凯瑟相比，属于上层阶级的沃顿曾号称自己是“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但她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只描写贵族生活的爱恨情仇，与种族问题毫无关涉。埃蒙斯在《受威胁的白色神话和<伊坦·弗洛美>》（“The Myth of Imperiled Whiteness and Ethan Frome”，2008）中深入挖掘了潜藏的种族因素。小说《伊坦·弗洛美》采取了白人本土主义者的立场，对有色人种移民美国表达了强烈焦虑，强化了20世纪初十年在美国、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流行的“受威胁的白色”神话。针对种族融合的趋势，沃顿通过语言和文学的理论表达了一种极其保守、本质主义的美国公民范式，以“纯粹的英语”、压制“小说中纯粹的混乱”。[15]小说背景是冬天雪地的小村庄，刻画了一个三角感情悲剧。伊坦·弗洛美与妻子西纳毫无感情，与寄居在他家的马蒂产生了感情。两人相约私奔，却因车祸重伤。最后三人一起被困于每况愈下的村庄农场中。埃蒙斯指出，从相貌和性格描写可知，男主人公伊坦是白人清教徒。他生活在充斥着“外国人”的环境里，他妻子西纳就是异族代表。她的脸色是亚洲人的“蜡黄”，名字是东欧的（Zenobia），在小说中总是与病痛和死亡联系。这些因素在一战爆发前的政治气氛中具有诸多能够引发疑虑的含义，指代着无法归化的移民。她成了伊坦和“白色的”马蒂（马蒂的姓氏是“银色”Silver）之间的障碍，造成了当时美国社会普遍担忧的“种族自杀”。从1880年代到1915年，有超过两千万的移民在美国定居成家，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本土主义情绪。1911年阿尔伯特·布希奈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在《芒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上发表《清教种族要灭绝了吗？》（“Is thePuritan Race Dying Out?”）的论文，1916年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发表了《伟大民族的逝去》（“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论文。这些论述声称，外来移民导致了新英格兰人生育率下降。[16]小说《伊坦·弗洛美》就表现了这种优生学的“堕落”，用趋向破败、分崩离析的农场和房子象征美国本土，体现了20世纪初期强烈的反移民焦虑。
问题复杂性在于，接受种族主义话语的在白人群体外还有黑人群体。移民浪潮在心理上给白人本土主义者造成焦虑，给黑人带来的却是工作机会的威胁。同为弱势群体的移民和黑人由于生存压力而心生芥蒂。埃蒙斯在论文《杰西·福赛特的<眠者觉醒>和黑人对移民的焦虑》（“Jessie Fauset’sThe Sleep Wakes and Black Anxiety about Immigrants”，2008）中详细探讨了这个历史语境对黑人女性创作的影响。1920年福赛特在《危机》（TheCrisis）杂志上发表《眠者觉醒》时，以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为首的一派与白人本土主义者联盟，将移民视为黑人劳工的威胁，甚至将新移民们称为“外国罪犯”。一些黑人创办的杂志和报刊也采取了反移民的态度，将移民描绘成各种刻板印象，“中国人是崇拜偶像的大烟鬼，日本人背信弃义，墨西哥人懒惰，意大利人则是乱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黑黝黝的意大利人、冷漠愚笨的斯拉夫人、不干不净的犹太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和亚述人是传统、习俗和文明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民族，很难有希望认同或服从我们的国家体制或理想”。[17]而杜波伊斯（W.E.B.Du Bois）认为黑人与移民之间建立政治联盟才是最好的选择。他1910年发表的名文《白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White Folks”）中将反黑人与反移民归为同一类的种族主义。杜波伊斯领导的《危机》杂志表达了同一立场，致力于对抗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担任杂志文学编辑的福赛特在《眠者觉醒》中也认为反黑人与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具有体系的互联性。在小说中，浅肤色的女主人公艾米在告诉丈夫自己有黑人血统后，立刻被剥夺了妻子身份，被骂成是妓女。这一角色变化揭示了种族主义经济体系下女性的经济角色：白人女性是彰显丈夫经济地位的符号，而黑人女性则是性工作者。婚姻被视为女性合法的卖淫，而华盛顿鼓吹的黑人应该依靠白人体系获得经济来源也被视为经济卖淫。艾米对这一本质的认识便是“眠者的觉醒”。她的觉醒还在于认识到美国的种族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是相连的，对黑人的压迫应该放在整个国际的框架之中加以理解。
近来，埃蒙斯的学术兴趣转向了生态批评。目前，整个人类社会都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力图重建与自然的关系。1963年，蕾切尔·卡森（Rachael Carson）发表里程碑作品《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标志着现代生态时代的开始，带动了大众尤其是女性环境意识的提高。[18]学术界在80年代开始在生态理论和女性理论之间建立联系，倡导对已有生态理论进行女性主义批判，更好地贯彻环境正义运动的宗旨。生态女权主义致力于建立尊重自然、男女平等的“新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这些价值和结构弘扬多元化和差异性，强调所有生命的“自在”价值，以“关怀、爱、友谊和相互依存”为核心要素。实现这一目标依赖于摈弃霸权式的文化思维，考虑不同政治团体的关切，实现生存空间的合理分配。这一立场在文学评论中得到了体现，很多经典作品得到了再阐释。埃蒙斯在2007年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的年会上做了《西蒙·奥狄斯的环境正义小说》（“Simon Ortiz’s Environmental Justice Fiction”）的发言。从2009年开始，她频繁地在大学讲坛、学术年会、工作坊等各种场合发表有关环境正义的论述。其新专著《勇敢的新言：文学如何拯救地球》（Brave New Words: How Literature Will Save the Planet,2010）则采用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梳理了美国文学传统中的实践主义，呼吁21世纪人文科学实践主义的复兴，切实改变人类环境。她以批评后结构主义开始，明确反对其没有道德底线的解构立场，因为这导致人类能力运用的不可能。埃蒙斯重视实践，力图从美国文学之中解读出文学想象对实际社会的改造实践。她以从废奴运动到文化多元主义、再到环境主义的运动潮为主线，分析了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威廉·阿普斯（William Apess）、莱斯利·西蒙·西尔科（Leslie Simon Silko）等人的作品，探讨了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影响。这一切有力地展示了文学的实际意义。
概括说来，埃蒙斯学术生涯的三个阶段虽然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却相辅相成。三个阶段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以鲜明的反霸权姿态积极参与到对当时社会主流理念的批判之中，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和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从女权阶段到文化阶段，再到生态阶段，埃蒙斯不断前行，反思自身固有立场可能具有的本质主义倾向，最终表现出对所有群体和所有个体的政治关怀。
主要作品（按出版年代排序）
“The Business of Marriage in Edith Wharton’s 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Criticism 16（1974）：326-338.
“Fairy-Tale Love and The Reef.”American Literature 47.4（1976）：615-628.
“Heroines inUncle Tom’s Cabin.”American Literature 49.2（1977）：161-179.
“Edith Wharton’s Ethan Frome and the Question of Meaning.”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7（1979）：127-140.
EdithWharton’s Argument withAmerica.Athens:Univesity of Georgia Press,1980.
[Ed.]Critical Essays on Harriet Beecher Stowe.Boston:G.K.Hall,1980.
“Cool Diana and the Blood-Red Muse:Edith Wharton on Innocence and Art.”American NovelistsRevisited:Essays in Feminist Criticism.Ed.Fritz Fleischmann.Boston:G.K.Hall,1982.209-224.（Rpt.in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Age of Innocence.Ed.Candace Waid.New York:Norton,2003.）
“Going in Circles:The Female Geography of Jewetts’s 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Studies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6（1983）：83-92.
“Infanticide and Other Ways of Mothering in Anne Redmon’s Music and Silence.”Texas Studies in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5（1983）：343-363.
“Jewett’s Witches.”Critical Essays on Sarah Orne Jewett.Ed.Gwen L.Nagel.Boston:G.K.Hall,1984.165-184.
“The Engineer as Culture Hero and Willa Cather’s First Novel,Alexander’s Bridge.”AmericanQuarterly 38（1986）：746-760.
“Stowe’s Dream of the Mother-Savior:Uncle Tom’s Cabin and American Women Writers before 1920.”New Essays on Uncle Tom’s Cabin.Ed.Eric J.Sundqui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55-195.
“The Shape of Violence in Jewett’s‘A White Heron’.”Colby Library Quarterly 22（1986）：6-16.
“New Literary History:Edith Wharton and Jessie Redmon Fauset.”College Literature 14.3（1987）：207-218.
“Gender and Fiction.”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Ed.Emory Elliott.New York:Columbia UP,1991.267-284.
“The New Woman as Cultural Symbol and Social Reality:Six Women Writers’Perspectives,”in The Cultural Moment:1915.Eds.Lois Palken Rudnick and Adele Heller.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82-97.
“Men of Color,Women,and Uppidity Ar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23（1991）：14-24.
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Ed.]Short Fiction by Black Women,1900—192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Material Culture,Empire,and Jewett’s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New Essays on The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Ed.June Howa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81-100.
[Ed.]（with Annette White-Parks）Tricksterism in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4.
“Edith Wharton and the Issue of Race.”Companion to Edith Wharton.Ed.Millicent B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68-86.
“Expanding the Canon of American Realism.”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Realism and Naturalism.Ed.Donald Piz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95-114.
“Cather and the New Canon:‘The Old Beauty’and the Issue of Empire.”Cather Studies 3.Ed.Susan Rosowski.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6.256-266.
[Ed.]（with Valerie Rohy）American LocalColor Writing,1880—1920.New York:Viking,1998.
“My Antonia and African American Art.”New Essays on Willa Cather.Ed.Sharon O’Bri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57-84.
“Uncle Tom’s Cabin,Empire,and Africa.”Approaches to Teaching Uncle Tom’s Cabin,Eds.Elizabeth Ammons and Susan Belasco.New York:MLA Publications,2000.68-76.
“Freeing the Slaves and Banishing the Blacks:Racism,Empire,and Africa inUncle Tom’s Cabin.”Harriet Beecher Stowe’s Uncle Tom’s Cabin:A Casebook.Ed.Elizabeth Amm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27-246.
“The Myth of Imperiled Whiteness and Ethan Frome.”New EnglandQuarterly 81（2008）：5-33.
“Jessie Fauset’s The SleepWakes and Black Anxiety about Immigrants.”AfricanAmericanReview（2008）：461-476.
Brave New Words:How Literature Will Save the Planet.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Press,2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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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
[2]Elaine 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ёto Less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3.
[3]Reginald Dyck,“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Willa Cather’s Fiction:A Review Essay.”Women’s Studies 22（1993）：265.
[4]Elizabeth Ammons,“Fairy-Tale Love and The Reef.”American Literature 47.4（1976）：617.
[5] Ibid.,620.
[6]Elizabeth Ammons,“Heroines inUncle Toms’Cabin.”American Literature 49.2（1977）：172-173.
[7]Elizabeth Ammons,“New Literary History:Edith Wharton and Jessie Redmon Fauset.”College Literature 14.3（1987）：211-212.
[8]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vii.
[9]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pp.4-5.
[10]Marilyn L.Williamson,“Toward A Feminist History.”Signs 10.1（1984）：136-147.
[11]Elsa Nettels,Language and Gender in American Fiction:Howells,James,Wharton and Cather.Houndmills:Macmillan,1997,pp.5-26,124-142.
[12]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p.15.
[13]Alan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American Progressives in War and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2003.p.2.
[14]Elizabeth Ammons,“Cather and the New Canon:‘The Old Beauty’and the Issue of Empire.”Cather Studies 3（1996）：257.
[15]Elizabeth Ammons,“The Myth of Imperiled Whiteness and Ethan Frome.”New EnglandQuarterly 81（2008）：8.
[16]Elizabeth Ammons,“The Myth of Imperiled Whiteness and Ethan Frome.”New EnglandQuarterly 81（2008）：13-14,28.
[17]Elizabeth Ammons,“Jessie Fauset’s The Sleep Wakes and Black Anxiety about Immigrants.”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8）：467.
[18]Michael B.Smith,“‘Silence,Miss Carson!’Science,Gender,and the Reception of SilentSpring.”Feminist Studies 3（2001）：743.